《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最初讀這本書是因為作者介紹到瑞典家庭的Mysig時光,那一整篇都很值得人思考、網路上也能找到試閱篇章,這裡就不再特別摘錄,我個人真的非常喜歡那篇裡面的概念。以下按照育嬰、教養、選民素養、以及社會階級,分別列出相關書摘跟個人想法。
育嬰
p.47
一位爸爸說:「我的大女兒出生以後,我陸陸續續請了兩個月的育兒假。她第一天上幼兒園那天我在上班,沒有感受到很大的變化。後來小兒子出生了,因為正好碰上我太太工作上的關鍵時期,我決定使用連續九個月的育兒假。在和小兒子朝夕相處了半年多之後,他也開始上幼兒園。記得第一天他在幼兒園和我道別,我轉身走回家的路上,發現自己的眼淚怎麼也停不下來,那時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錯過了什麼。當爸爸是一生的職責,不是從育兒假開始,也不會因為育兒假結束而結束。但是在家和孩子一起生活九個月的經驗,徹底改變了我對人生、家庭和時間的想法。」
台灣目前也有育嬰假,但是育嬰期間薪資是以勞保投保薪資的六成計算,很多家庭為了經濟因素的考量,薪資較高的人通常是家庭經濟主力、就不會請育嬰假,畢竟礙於政策跟現實考量,他們多半必須自己放棄這樣的權益。
p.48
我問媽媽:「我看到研究指出,育嬰期間媽媽會分泌某種荷爾蒙,以減緩睡眠不足帶來的不適,是真的嗎?」她先生一聽急著回我:「我讀到的研究指出這個現象不是只有發生在媽媽身上,而是所有擔任育嬰責任的人,不管是爸爸還是領養小孩的父母,育嬰責任越大,這種反應就越明顯。」
家庭教養
p.29
其實瑞典的孩子並不是真的不寫作業,每個學校都有「作業時間」,孩子們會在教室裡一起寫功課,遇到問題可以立刻舉手問巡堂老師。由於每個家庭能給予孩子在課業和學習環境上的協助程度不同,如在孩子早期學習階段即太過於凸顯出此一差異,不僅容易造成惡性競爭,也容易導致弱勢孩子失去自信與學習意願,對全體學生長期下來的學力發展也幾乎沒有助益。因此瑞典的中學、小學認為,學習這件事應該在上學的時間內完成,下課以後就是完全屬於和家人放鬆的時間,不用再去想學習的事。於是有的父母會帶孩子去練足球、有的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甚至和孩子一起在家裡的農場裡勞動。在寒暑假期間,通常父母也有假期,全家人可以在此刻安排各種出遊活動。
這一段跟下面這段其實環環相扣,學校一來希望小孩在放學後可以跟家人多相處,二來也知道每個小孩的家庭教養背景不同,為了消弭差異所帶來的影響,才會致力於在學校就完成學習功課;但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養功能還是仰仗政府與完善的勞工福利政策來保護與支持。
p.31
儘管瑞典如此處心積慮的抗衡家庭差距在智育功能上的影響,但是對於各階層家庭的情感、人格教養功能卻都抱持著相當肯定的態度,所以在勞工政策上,也致力於讓父母有充分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否則如果父母依舊鎮日加班,孩子放學回家卻面對空蕩蕩的房子,光致力於提升學校教育的功能也是徒然。台灣社會對於藍領、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孩子,通常會有「教養不好」的刻板印象,然而這些家庭是真的教養功能不佳,還是因為勞動社會的現實迫使父母無力教養呢?
日後當我們聽到勞工在爭取更短的工時、更多的假期時,希望大家能了解這並不僅僅是人們不想工作,而是我們都需要能夠履行其他社會功能的時間。爭取合理的工作時數,是為了勞工本身,同時也是為了家庭、為了教育,以及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家長的工時通常都很長,也養成了大家普遍會讓小孩放學後去安親班、或是補習班,既可以做作業、有問題也能問課輔老師,長此以往,教育慢慢也變成是一項外包的工作,很多家長在小孩有狀況的時候,第一時間就是責怪學校老師、接著就是責怪課後輔導班,因為她們真的沒有心力、也沒有時間去照顧小孩,忙著工作、忙著賺錢,有時候心疼小孩之餘,其實家長也很無奈,如果勞動環境正常,誰不想要早早下班、陪伴家人小孩?
選民素養
p.74
有一天我在家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打開門,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他們劈頭就問我:「地方政府選舉,你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投社民黨。」他們進一步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你改變主意投左派黨?」我回答:「如果能減少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其中一個人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個人遞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網址說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的在教育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後再做決定。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時常遇到助選員的訪問,也常聽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從來不曾在瑞典聽到有人喊誰誰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有熱忱。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台灣近年來出現了許多爭議的政治人物,當然也有人訴諸民粹現象的產生;然而,這些人如果沒有舞台、他們又如何能在上面發光發熱?追本溯源,一個民主社會中的平均選民素養倘若不及格,選出不及格的政治人物,再合理不過。台灣人瘋媽祖、瘋選舉,但是往往當你問他們支持的理由是什麼,他們只會告訴你:「沒有理由,這是一種信仰。」一種沒有任何數據支撐的信仰、卻撐起了他們心中的整片天空。為什麼會這樣?任何事物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滿足了支持者需求的因素。
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迷信/信仰滿足了人的幾種需求:
1. 控制感:對未來感到焦慮、害怕未知、擔心不確定(宗教中死後的世界/國家政治或經濟局勢),如果有人可以站出來宣稱掌握一切、等於提供他們一種控制感的產品,就會受到歡迎。
2. 認知需求:每個人都想要獲得知識,但教育背景的不同導致每個人理解力產生相關區別,多數人希望可以用最不動腦、省時的方式去理解身邊、或任何媒體上看見的事情;如果有人可以用簡單的方式,讓他們理解對方的話或是獲得相關訊息,他們就會喜歡這個人。
3. 宣洩需求:日常生活中不免有壓力或是挫折,有時甚至是不滿或埋怨,這些負面情緒往往需要一定的宣洩管道,很少有人忙了一整天後還有心力去三省吾身,責怪別人、或者是藉由別人的話語、文字,抒發出自己的心情,就是一種舒暢的感受。
上面的幾點不管是套用在商業模式或是政治模式,都可以馬上在台灣想到相對應可怕的例子。 然而在瑞典,普遍選民卻不吃這套。
p.80
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第一,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像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p.84
瑞典的學校教出了一批習慣用數去思考的選民,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他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候選人個人的誠意和政治魅力對他們來說都只是表像,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政治人物在審議和表決時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方針?
社會階級
P.122
我們生氣的對象,原來只是那些身處高階層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規則。我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一味的製造「往上攀升」的管道,而是致力讓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
仇富、仇某種性別,社會中的種種仇恨,表面上針對的是一個對象、或單一性別,實際上針對的其實是「階級」:那些過的比我還要好的人們、他們所屬的階級。但如果今天這個我,跟那些人過的一樣好、甚至比他們還要好,例如:我跟某某富商同樣有錢、平起平坐,或者我不用負擔社會眼光針對不同性別的壓力,只要我也獲得了那樣的待遇,我就不會有怨言。如同作者所說的:在台灣,人們生氣的對象並不是不公平的規則,而是自己沒有在高階層、所以就仇視那些既得利益者。
但要改變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本來就不應該有社會階級之分,社會中每一個階層,大家平起平坐、在各自的專業範圍中發光發熱,人人都應該擁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而不是讓貧富差距、性別差異來決定一切,這樣理想公平的制度,需要人民價值觀的改變、也需要教育的培養,更仰仗國家政策對於公平正義的規劃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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